位于太行山南麓，今之焦作影视城正南方约10里路，有一个名曰“王褚”的村庄。“王”者王之姓氏矣，据老辈人说“王褚”村的前身是“下秦村”，在现村西北“二仙庙”遗址的北边，因元末连年战乱、一马平川的“怀温”地带人烟稀少；“褚”者褚地也，明之初年下秦村与“下白作”村有块地为分界线，叫做禇地；“褚”古汉语通“储”，依明制土地分公私，公田亦称“褚地”，资用于战争、徭役、灾荒或瘟疫等。吾氏族谱载：明洪武25年先祖在石州通判任（修武县志道光20年版载“明洪武时期有人才荐辟午公任石州通判”）上，奉朝廷诏谕自洪洞县广济寺迁居修武县王褚村。先祖帅子民在“褚地”边长年耕作生息，人口愈来愈多，农作（多为种菜，吾母曾讲她很小时即单挑卖菜；“解放”后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王褚村种菜供应城市，“改开”后城区面积膨胀，蔬菜种植却大面积萎缩，划为城市提升区后已无地无菜可种）种植随着土地垦荒规模越来越大，便沿着下秦村东南向发展，逐渐形成为方圆百里有名的种菜村落。外姓人或外来买菜之人，习惯称谓“褚地”边众多姓王的为“王褚”人、时鲜蔬菜为“王褚菜”，久之王褚成为村名且一直沿用至今，大约有600多年的历史。吾人生于斯长于斯，浪迹天涯多年后又回到了这个人生原点。
每当夜深人静、徜徉在新社区高楼大厦之间，总会忆想起儿时村庄的美丽模样：前、后、南、后三条街，无数条骨洞（北京城称胡同）串起的上百个之多的四合院；和那最能代表村庄性格特征的星星点点，撒落在全村各个角落不等的20多座砖混两层楼房；尤其是位于前街最西处与后街的占地20多亩，建筑面积2.4亩，大有王者风范，古色古香的“前祠堂”（亦称西祠堂）、“后祠堂”，凝聚、闪耀着该村王氏大家族的智慧与荣光，真的是美不胜收，让人感慨万千！我家住在后街，要去哪家通过胡同（怀川土语发音（gu don）到大街，再走胡同（骨洞）、大街，最远的也不过十来分钟，这样出入自在、四通八达的交通，彰显标志着先人高超的建筑艺术与网络便捷意识！
然这一切，伴随着焦作市“城市提升区”的进程，六百多年的美丽村庄消失了，“王褚”村的历史就此停顿、改写。虽然社会发展方向、潮流使然，高度发达的工业（城市）文明必然取代农耕（乡村）文明，但吾心有不甘，总有丝丝所怨，故叙百年来国势族运家事人命，为消失在当代文明中的“王褚”唱首“好了歌”，送幅“献祭”挽联。
（二）
国是大家，家是小国，族以姓氏、血脉远近而别。纵观19世纪自鸦片战争始到上世纪的前半叶，东方大陆中国国势衰败，战事连绵，游牧蛮夷族以马匹之战争利器战胜、统治农耕汉族的弊端毕露，处在风雨飘摇，民不聊生，落后挨打之中，最典型亦最悲哀的则是号称“大清帝国”，国民却一盘散沙。其知己、知家、知氏族，而不知中国，知战争而不知为何为谁而战，严重缺失“国家意识”，无论“满清”还是“民国”在侵略者面前怯弱的不堪一击！故“痛定思痛”，挖掘、审视一个国家（民族、氏族）的劣根性，应敢于直面自己丑陋性的一面，即认识到汉人在遭遇北方“马族”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面对外侮变得精神麻木苟且，更有甚者日寇侵华“9.18"、七七事变，抗日战争中“汉奸”屡出不穷，政客、学者、平民无所不在，为虎作伥的日“伪军”竟有数百万之多，何故?“崖山战后无中国，阎吏之后无汉人”，这个大有争议的命题切中了中华民族、汉人性中最大的“痛点”。“观自在”云：当你探视自己灵魂深处时，却会很鄙视自己的灵魂。话虽犹有过之，但“矫枉”必须过正，剖析华族人性的丑陋性、劣根性，必须旗帜鲜明鞭挞近现代史上“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所谓精英，和攀龙附凤、跟风随群，缺失自我的社会丑陋现象；更须严惩那些卑鄙无耻“有奶便是娘”的伪军、汉奸及其一切卖国求荣之人。并须从文化，宗族宗亲等层面剖析国民得丑陋性劣根性产生的根源、土壤与条件，尤其是研究国家运势低下、遭外族侵略欺侮时，不妨看看自己的血亲“张王李赵”百姓家族都在干什么,会对今天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
人云“知史明志，鉴往知来”。吾览焦作市解放区“王褚”村王氏家谱（修谱清乾隆44年），遐想近现代史上风云际会，再看国势族运及本家先人之命运，从而放大审视国民“国家意识”的缺失与人生的麻木“苟且”，有着极其普遍的典型意义。先祖自明初洪洞移民至此已有600年之多，繁衍万人有余，这块土壤肥沃，北高南低，太行山阳之地，因无黄河水患侵害，其农耕文明薪火相传，高度发达，“盛世修志、编撰家谱”文化广为流行，百姓氏族家家有谱，人人在辈（辈分，表示代、世）；且中医、戏曲文化相当普及，当地怀川（北依太行、南滨黄河，取太行与黄河怀抱之意而得“怀”，所辖八县地势平坦且狭长而名川）人争相效仿学习，呈现出村村过年唱大戏，人人都会哼两声，绝大多数家庭都有“汤头歌”的繁荣和平景象。但1840年得鸦片战争打破了这种寂静与平衡，而让人痛心的不是“战争”，而是国家受外欺侮、割地赔款，坊间百姓少人挺身而出，反而自觉不自觉帮助“外侮”，如吸鸦片毒品上瘾者甚多，遍及城乡的瘾君子随处可见，听老辈人讲鸦片直到“新中国”才真正堵肃清。以我爷那辈人的故事，即可折射出那个年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缩影。
我的爷爷兄弟六人，大约先后出生于上世纪初年，吾祖、曾、高祖均是能袭祖业且善创业的农耕能人。20世纪30年代前后，结束封建帝制后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不仅军阀派系内战连绵不断，而且面临着东瀛咄咄逼人的侵略野心，国运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恰如国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半封建半殖民大环境下的吾之高祖超然等人，却浑然不知不识国家民族“濒危”在即，依然农耕文明的缓慢节骤，率领其子绶畴、绍畴及孙启玺、启殿、启鉴、启时、启旭、启有等开办粮、盐庄，置办宅基（建时髦的砖混结构楼房），购买土地，雇长工、养骡马，栓制大车（儿时听几个奶奶常讲，串亲戚坐着大马车，路不好有次还翻了车），可谓家业殷实，生活小康。
至于曾祖、祖父辈之家业殷实小康到何等程度？告诉你下面的故事能让你啼笑皆非。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因常年“内战内行”的军阀混战，以致地方治安乱象丛生，“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土匪横行乡里，在焦作一带常发生称之为“起票”（怀川语说“起片”）、类似现在的绑架现象。大约1935年年间曾祖绶畴遭遇了“起票”，被土匪蒙眼劫持三天不知踪影。第四天有人捎信来：“老汉平安，限明天中午前备够100大洋交钱放人”，不然会撕票（死亡）。几个爷爷救父心切当天备好大洋，谁知第二天变了，200个大洋少一个子都不行。爷爷弟兄与其理论，“你说100，也问了别的人家也是100”，钱都带来了，为何变卦？捎信人诡异的笑笑，交钱吧，为啥？见恁家掌柜问他吧！无奈弟兄几人当天又备好款，见到曾祖问及何故？曰：把我关在黑屋里，迷迷瞪瞪睡觉说梦话，“马骡（吾父与堂叔小名）快来吃麻烫（怀川说油条为麻烫）来”，醒来后听到外说话“这老家伙有钱，他家马骡不喂草，让吃麻烫，再加100大洋”。爷们几个听了哈哈大笑，平安回来就好，区区200个“袁大头”算啥。如是被人敲了翻倍的竹杠，祖辈爷们几个还能哈哈笑出声来，殷实之家的小康程度可见一斑。
吾之高祖超然早年间（清光绪8年与族人等主持第四届王氏宗谱修续）热心族务，曾祖绶畴绍畴则继父衣钵，出钱出力积极踊跃为宗祠族务奔忙，而从无心绪关注国家危亡，只在乎创家业、修建阳宅（楼房、四合院）与茔地（因经济有力，曾祖帅弟及子葬吾高祖时请“仙”另选风水宝地扎茔，从祖坟析出，耗费巨资兴建砖灰“串堂墓”工程，深度近乎于两丈深）。陈忠实著名小说《白鹿原》中的白秉德、白嘉轩父子与我高祖、曾祖极有神似之处。但到我爷爷这辈人却与其父其祖的形象与命运有了重大的变化与不同，或许是社会大环境使然，亦或许与“中共”早期活动……焦作煤矿大罢工（伟人曾称赞“焦作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有关。吾之祖父在兄弟中排行老大，是曾祖父按照自身形象与需求寄予希望，不惜重金聘请私塾先生教育培养的接班人，可惜事与愿违却成为《白鹿原》中的“白孝文”，染上吸鸦片之恶习，进而寻衅滋事与人打斗，到了对立面“非置其于死地”，不得已只身逃亡“关东”。我曾收藏有祖父王长溪（关外用名）从东北返回时的“通行证”、“抚顺市矿灯厂的工作证”；2000年在沈阳朋友曾专程陪我到改制后的“抚顺市矿灯厂”走访，可惜年代久远，爷爷那代“工友”一个也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设焦作电厂，亟需懂技术之人厂方几次登门邀请，不知何因爷爷断然不去而推荐了与其一起从关东返回的人。之后爷爷因有文化长年当生产队的技术员，在“玻璃房”（小于现在的蔬菜大棚）培育蔬菜苗，指导社员按节气种菜生产等。1971年祖父生病住焦煤中央医院，我昼夜陪护曾问及爷爷两个问题：一、东北恁好（“改开”前东北是国人向往的地方），为啥要回来？二、焦作电厂请你为啥不去，看你推荐的人现在工资恁高，后悔不？爷爷告诉我：东北再好那不是家。不去电厂那有啥好后悔的？我承认也赞同爷爷的第一句话；但第二句话爷爷也只是顺嘴说说而已。我知爷也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剪刀差”般的二元社会，农民与电厂工人的经济待遇几乎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就这样至1973年春爷爷走完了自己颠簸坎坷的一生。
爷爷闯关东的前后，正是我二爷三爷开办的盐、粮庄生意风生水起、财源广进的年景，亦是曾祖及其弟与子侄在王褚村方圆一带无限风光的岁月。“福兮祸所依”，现在的说法是“风光与风险共存”。二爷三爷的盐、粮庄进入四十年代遭遇重大挫折与磨难，农耕文明“富不过三”的怪圈也应在了爷辈们的一代。到吾父亲更是家境衰败，每况愈下，故新中国初“土改”时阶级成分划为“中农”（该成分曾使我厌恶若干年，每次填表总想加个“下”字，这大概就是“极左”年代特定的奴性惯性思维）。用吾之母亲话来形容，出嫁前都说找了个好婆家，“有地有楼房有大车有骡马”，嫁来后才知“要啥没啥，只是个空架”。其实家境的衰败除上述原因外，用现在的目光审视，1938年2月19日日寇攻陷焦作一带，烧杀抢掠，疯狂掠夺煤炭及劳动力资源，打破了农耕社会的金融规律秩序，自然而然加速了小农自然经济的解体；另者“虎门销烟”随后而来的枪炮声，一批先知先觉的国人开始“挣眼看世界”，不停地探索着国家的出路，尤其是“南湖红船”启航后“中共”在“怀川”一带频繁的组织活动；都与吾之偌大家族急剧衰落有着极大关联。日寇侵略掠夺财富资源，吾祖辈之盐、粮庄利润受损甚至消失殆尽，那是“身外之物”利益财富的博弈；最可恨、让人孰不可忍的是1945年春日本人的一颗冷枪子弹结束了曾祖的性命,因此无论何时何地谈及日本，我都是国仇家恨，不共戴天！再者“中共”组织在焦作壮大势力开展活动，必然寻找“有资源有影响”的人，在抗战胜利之前，我的二爷三爷先是“中共”组织发展的对象，继而成为其组织分子。因此曾祖的去世，吾之两个爷爷的“染共”，加快了这个大家族的衰变和溃散，也埋下家事“人命”的祸根之源。
历史的进程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发展变化着，清末英帝国用鸦片贩子敲开了“大清”闭关锁国的大门，东方大地“华族”百姓饱受欺凌而又苟且麻木，尤其是鸦片毒品的泛滥，摧残着国人的身心，“汉唐帝国”濒临国贫民弱，无御敌之兵窘境。更有那些在国家危亡中变异的妖孽、奸佞之辈，成为了人人厌恶的民族的败类---“汉奸”，被历史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国家的强大与否，在乎国人万众一心般的团结与凝聚，因此必须唤醒、强化国家至高无上、国家利益第一的全民“国家意识”，弘扬恪守“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崇高爱国精神，学习伟人“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慢不得”，在苏联强权政治背景下毫不妥协、力争中国主权完整、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大家智慧，和时刻萦系于怀的“国家”与“人民”的意识。被国人称之为先生的国学大师叶曼女士曾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19世纪英国的世纪，20世纪美国的世纪），今天伴随着我国力军力的日益强大，加之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的肆虐，“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的优势已经凸显，世界格局发展的进程史正在改写，昭示着我们“吾辈当自强”！
（三）
哲人云：世人不外乎之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上世纪20年代“南湖红船”中国社会大梦先知的精英，矢志不移地灌输教育启发着后知后觉的劳苦大众，带领着他们开启了救国救民的伟大航程。百年红船的辉煌史证明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鸟瞰世界的强大中国。学习、回顾拥有9514.8万党员的世界大党发展史----“中共党史”，联系吾之家族史上的人与事，会由衷地感叹伟人及其思想的博大与深邃，尤其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领导）之一“统一战线”（不仅位列第一，且现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仍设有统战部），为着国家、人民利益攻心为上，上至宋庆龄、张澜等民主党派、国家名流，下至工农士学商，团结一切可用之力量，使其从心底信服、甘心情愿“听党话跟党走”。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能像“中共”党这样，拥有这么多的不是“她”的阶级力量而能为“她”的主义和理想舍生忘死，奉献生命亦无怨无悔。吾之爷辈及其一大帮子孙就是全国亿万这样的人的缩影--- “国势、族运、家事、人命”进入到上世纪40年代，日伪统治下的焦作煤矿一带吾之二、三爷的盐、粮庄已不甚景气，曾经大把挣钱异乎风光的弟兄俩在愁苦郁闷中遇 到了“共产党”。两个既非工人亦非贫下中农，更非“中共”党依靠的阶级基础与力量，在组织不断的灌输教育后，成为了有信仰有情怀的爱国、共产主义者；分配的任务是利用盐、粮庄作掩护，负责焦作城区情报、枪支、弹药、药品等秘密运至游击区，后来二爷王启殿（1907--1987）调至游击区，三爷王启鉴（1911—1948）负责。为完成组织交赋的任务，三爷让自己的近本家弟王铁头（又名启头，江湖侠气 、人脉甚广）帮助搜集情报；亲侄鸿富、鸿贵（富、吾之父，贵、堂叔）担负雨天或夜里秘密输送，直至吾三爷被国民党“活埋”止，前后长达三年之多。
1990年吾父王庆中（族名鸿富1930.03--2003.04）因档案中参加工作时间问题不能办“离”休手续，为此我找到焦作矿务局反映并找该局干部处长刘复林（时已离休，1949年10月15日焦作矿区政府成立不久，吾父被任命为矿区店员工会主席就是刘宣布的），经过组织两个月的调查，认定恢复了父亲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按1946年2月参加革命离休。以是足以说明、证明本文所叙述事件的真实性，以及吾之大家族上世纪40年代为“组织”所做的工作，奉献与牺牲。
吾之二爷抗日时期即參加革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焦作公安机关享有盛誉，人称“邢马牛，王光头”（邢马牛是正副局长的姓，后指二爷）。刚解放时敌我斗争形势严峻，公安机关任务繁重，二爷当年一茬的领导与同事大多都在公安上，人熟则进出自如，因说话办事干脆利索且声大如雷，平日里头剃的精光发亮，故人称“王光头”。直到1981年我在焦作市“工读学校”（教育局公安局合办）时，住校民警吴志林（上世纪50年代公安“隐干”）闲聊中知王启殿是吾二爷，常同我面及多人前说“你爷王启殿人称‘王光头’，那可是个响当当的老公安，虽然到去世也只是个一般干部”。而吾之三爷长期为党组织搞情报、武器弹药等，因“事发”被国民党惨害，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本家族无人提及，组织上亦未追其为“烈士”。吾父与堂叔鸿贵十五六岁即随父辈参加革命，直到离休也只是个工人待遇；未享受过出生入死夺取政权后的“红利”。此等国势族运家事人之命运，冥冥之中或许早有定数；亦或许是国民麻木苟且劣根性的基因作祟使然，更或许是南湖红船理念主义彻底，政治思想工作神奇作用使然，抑或几者兼而有之。
1946年4月13日（农历3月10日）吾父在家突然被带着枪支的几个人绑走，吊在王褚村公所的梁下拷打，让招出谁给你的枪支，谁派的你、和谁一起去的，总共去了多少回？父亲大声叫嚷嫌疼，但死不承认；村公所长王丹畴说你个蛋子孩不承认不要紧，让人来证你，下着雨穿着蓑衣，在武陟县张庄八路队部看见过你送枪，还说啥！说着派保长王景富去叫王zeng畴来证。结果没叫来，他不敢来（也许怕八路军得天下）捎话说“雨天没看恁清，是不是后街小名唤‘马’（吾父小名）挠孩还不一定”？所长王丹畴一听，二话没说带着人即到证人“zeng畴”家，问到底看清没看清，没看清你胡说啥哩！好了，看咱爷们关系不错，罚你一石（dan）麦子，今天请请客不再说你的事了。王zeng畴慌忙上桌摆列酒菜。这时王景富借口回家疾步小跑到村公所，一边给吾父松绑一边说，“丹畴爷正找证人说事哩。我跟恁家父是同学（私塾），看你也是个爷们，这什打你都不说，你快跑吧！”松绑后的父亲带着浑身的疼痛一口气跑到游击区（武陟县大寨村）。后来才知证人王zeng畴的妹妹嫁到张庄，其婆家就是八路军的队部，在那里见过吾父送枪支等。回娘家串亲戚与父母哥嫂闲聊家长里短，无意间说在婆家见过后街挠“马”如何如何；后来不知怎么传到村公所长耳朵，随即发生了本段开头的一幕。而更“戏剧”的是20年后“文革”兴起（1966“5.16”），曾大小会批斗（地富反坏右），斗争伪保长时王景富说“我还救过马，马是个八路，还斗我不斗”。1972年初大队派我哥跟王景富（有烧窑绝活）学烧砖瓦窑技术，期间王曾多次提及“救吾父事”，感慨那个年月的不易，感叹吾父骨头之硬！
吾父逃跑到游击区后就不敢再回家，因年令小跟着张华（1945年9月10日中共以修武县焦作镇成立焦作市委市民主政府，张时任公安局长）做警务员，并时不时听从该局审讯股长穆拉元（解放后曾任义马矿务局局长）指示，执行与三爷派来送东西的人接头、转送（吾父人熟路熟）等任务。1947年7月博爱县城解放，吾二爷从解放区到游击区（武陟县大寨）一带执行任务，伙同刘凤英（焦作市郊府城村人）、靳天瑞（市郊南敬村人）等（本地人熟）组织生产，开展商贸活动以大量购买或换取武器装备。1948年4月5日（清明节）张华让穆拉元把吾二爷找来说，“你人熟，想法捎信让你弟来一趟”，说“几年了，还没见过启鉴同志”！第三天吾之三爷到穆拉元先谈话，接受任务后好几年未见的亲弟俩才见上面。然后张华（曾任新乡市委副书记，760厂书记）、陈立纲（时为焦作公安局负责人，据刘复林说解放后任北京市公安局第四分局局长。网查文献《北京市公安局成立纪实》记载确有“设立分局22个”）、孙志德（时任新乡专署科长，后不知）共同接见，再次详细安排任务：强调形势发展很快，为尽快解放焦作原来布置的枪支弹药、药品等一律停止，尽快搞到“焦作城防图”。之后张陈孙又分别与我三爷谈话，一起聚餐；并开玩笑“老三，若能搞到城防图比你几年来输送武器、情报、药品加一起的功劳都大”。三爷返回后多方布线，开始执行“秘密窃取焦作军用地图---城防图”的任务。
世界上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错综复杂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吾之三爷数年来的秘密地下工作得心应手，未出任何纰漏，但“城防图”却是他人生的“滑铁卢”，宝贵的生命定格在了1948年6月29日（农历5月23日），时年37岁，距离1948年10月24日焦作解放仅剩五个月的时间。事情的经过血腥而又恐怖：三爷（启鉴）为尽快完成组织交赋的“城防图”任务，多处安排线人，千方百计接近敌方上层，但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一筹莫展。还是本家铁头爷有办法，吃喝送礼加美女，买通了一个不知是国民党焦作镇党部还是国军中的至今还是个谜的高官。1948年6月29日巳时，一份崭新且十分清晰的焦作军事地图到吾三爷之手。尽管窗外乌云密布，闷热难忍，兴奋不已的三爷迅速找到以单挑卖煤为生的王鸿世（近几年三爷多次将枪支弹药、药品或情报埋在他挑的煤下面送至游击区，人实诚可靠。头几次到游击区还是吾父接的他），安排照以往办法尽快行事。谁知其在家往煤下放“图”时，邻居来串门正好看见问是啥？拿出来看看，正看时又有两三个来串门的也一起看，但都看不懂。其中一个年轻后生看后回村公所当差，闲聊说在“鸿世”家看见个图，不知干啥用，村公所长等听后谁也没有吭声。过了半个时辰，所长突然说那“鸿世”常去“南边”（指焦作镇正南，大片游击区）卖煤会不会有啥事？走，到他家看看去。七八个人荷枪实弹到家一看没人，问邻居说“担煤”卖去了。村公所长一听大急，一边派人去追，一边派人向镇上报告。王鸿世挑担负重并没有走多远，就被人追了上来，当场从煤中搜到了地图，这时焦作镇国民党宪兵大队长薛成四、王利修等带人也追了过来。“人脏俱在”老实的鸿世如实供出“启殿”给的图，让送到“南边”；薛、王及村公所长似乎都感到意犹未尽，不会这么简单，就让人抽打王鸿世，王说我真不知道别的，只在启殿家见过“铁头叔”在说啥。一听铁头（在焦作镇是个场面人物），薛、王二人嘀咕一会随即分兵两路去抓捕。这时吾之三爷在家中，铁头爷在镇上喝酒，大约是13时左右二人同时被抓后分别审讯拷打。三爷被打得皮开肉绽，始终不承认是铁头给的“图”他又给王鸿世往“南边”送；审讯铁头爷时他满不在乎，只要启殿哥不说谁也不知，也还真是、宪兵队长薛、王二人拿他没辙。还是那个被“美女”俘虏（把“图”给铁头爷）至今姓名职务是个谜的高官再次反水，死咬证明“图”是王铁头趁其不备从他办公室偷走的（军用地图上有编号，怕其上峰追查），从而把铁头爷置于无法对证的死地；尽管铁頭爷至死也不承认，但与高官的影响力相比，已是无力回天、小巫见大巫了。时至酉时再打两个铁汉（打死又活过来）亦不承认，被国民党宪兵队五花大绑至焦作北厂（位于现在新华街北端的焦作矿务局机修厂），用绳子勒脖至半死后活埋在炉灰堆里。
人世间最大的悲痛莫过于生命的终结，噩耗传出王褚全村人震惊不已。这个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村庄，坊间百姓见仁见智，议论不一，“好死不如赖活”见识者居多。这大概就是“南湖红船”起航后，革命路线日臻完善成熟，伟人等提出的依靠无产者，团结中产者，打击分化富有资产者的高明与前瞻；亦是偌大王褚村上千人口，在近现代革命运动云诡波谲浪潮中先锋前沿者寥若晨星，不尽说明了汉民族麻木苟且劣根性基因的丑陋，也说明了小农自然经济温饱即安小富即满，缺乏进取创新思想意识的狭隘与短浅。
吾之三爷的被害犹如晴天霹雳，对吾之偌大家族的衰败运势更是雪上加霜。当天晚上由本家曾祖守畴、七畴主持，吾之四、五、六爷等十几人（当时我爷在“奉天”，二爷在游击区）下半夜时悄悄到北厂将三爷的尸体敬回葬在祖坟。因在白色恐怖的大环境下，埋葬时三爷身上被捆的绳索都没来得及解，更来不及用棺材，只用苇席卷着草草掩埋。1972年4月吾堂叔鸿源申请追认父亲烈士时曾写到“绑在身上的绳都来不及解；如对王守畴（解放后任村贫协会主席）不相信可开棺验尸”。同年6月西王褚大队向公社递交《追认王启鉴同志为烈士的请示》，附件有张华、穆拉元、刘凤英等人证明材料；以及公社盖章同意的材料；焦作市民政局给市郊区民政科的函等，一并上交市民政局后石沉大海。再去找公社推郊区、郊区推市里，像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告状一样，费九牛二虎之力找到市民政局，说“你是郊区人此事归郊区管”，郊区又推到公社。公社就在我们村好赖认识革委会主任齐光有，齐一脸真诚的笑笑说，“公社章都盖了，别的我还管得了吗！”试想“文革”中的官僚主义尚且如此，在一切向钱看的浮躁“改开”年代，官僚主义能逼的多少人涌向北京“天安门”，“击鼓’申冤祈求公平正义。
时间的指针到了1983年的秋天，我那可敬又可怜的三奶奶（王韩氏1909-1983）离世，按焦作一带风俗要与三爷合葬，即先埋的要再拾出骨头装进棺，两个棺并在一起烧香祭拜后下到一个墓穴。当时吾作为孙子辈“孝子”不仅参与，还拍有照片见证了整个过程。在拾吾三爷“骨尸”时由族中长者指挥年青后生挖土，大约一米深时长者一边嘴上嘟嘟噜噜不停“咽吁”，一边用铁锨和瓜铲慢慢刨土，苇席、血衣与捆绑的绳子都已成灰，与纯土颜色不同，最后露出发白的尸骨，没有一片沤糟的木头（因无棺材），然后按人体上下拾起并按顺序摆进备好的棺椁。其情景与堂叔鸿源申请书中的记叙完全一致。而从证据角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申请书》中写有：在镇反（1950.12--1951.10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枪决薛成四、王利修（二人是国民党焦作镇宪兵队头头）布告中一条罪状，“曾杀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王启鉴、王铁头”，当时焦作矿区区长吴玉华(后情不知），区公安局长靳祥（后在省公安厅）。可想而知，政府已经承认王启鉴是地下工作者，解放后只是没办烈士手续而已，而我三奶奶一个上世纪初出生的妇女，领着三个孩子（三爷被害时最大的12岁，最小的不到两岁）孤苦伶仃的艰辛生活，不会想起而且想起就会伤心不已，故不可能去申办烈士。“文革”中的“一打三反”（1970.01.30中央发文）重点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但到基层则不同程度的扩大化，把“地富反坏右”甚至解放前有点滴“历史问题”（干过自卫队、入过三青团等）的随时揪出来批斗。那是个极左极严一切“斗”字当先，且人人自危的年代，因而私下竟有人议论吾之“三爷铁头爷之死”，不是为“中共”党而是国民党狗咬狗（给铁头爷地图的国民党高官的来回反水）的内斗，要不连个烈士都不是！应该揪斗，那该揪斗谁呢？是我年逾六旬守寡20多年的奶奶，还是揪斗烈士之子“鸿源”呢，这一家土改（1950年6月30日颁布土地改革法）时可是响当当的“贫农”、怎么能随便贫农斗贫农呢（“文革”开始把有阶级“成分”极左到“唯成分论”，无数人深受其害）？
国民丑陋的劣根性往往在国家民族面临重大事件或风波时，会原形毕露甚嚣尘上，会颠倒至登峰造极之地。比如日寇侵华时的“汉奸”与“伪军”，“文革”时的全民宗教式盲目崇拜、思想禁锢，到“改开”后一切向钱看的那些不在少数的文化经济“汉奸”和出卖情报、为虎作伥者。吾之三爷的被害及这个大家族的牺牲与奉献，未享受到“夺取政权”后的红利已经是个“痛”点；而“一打三反”严酷斗争的政治环境，使得“内战内行”“窝里斗”丑陋劣根性泛滥成灾，反复搓揉这个大家族的“痛”点，激起堂叔一定要为父申办烈士的义愤。虽时值“文革”派性斗争“蔚然成风”之严重时期，西王褚村（大队）“革委会”的人也看法不一，好在各派代表组成的调查组两个多月“吹毛求疵”的内查外调，一致同意向上级申请追认王启鉴为革命烈士，才正本清源再现了我三爷（启鉴）浩然正气的“一片丹心”，堵住了正像人们所调侃的那样“我打不过洋人还打不过你”，“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好事”、“好斗”“窝里斗”之流人的嘴。
结束语
昨天的你今天的我，生命个体与家族、国家的运势息息相关，国势族运强大则民福，反之民不聊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近现代史从虎门销烟到洋务运动，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尤其是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拯救处于低运势下国弱民贫的中国。这个伟大的救亡命题不是“中共”党发起，但却是“她”完成终结的；而在这场波澜壮阔、摧枯拉朽的革命浪潮中，无论你是推动者、参与者，还是旁观者、甚至反对者，都像滔滔洪流卷着泥沙随着运势而奔向前方---今之强大繁荣的中国。同样，一个家族的兴盛与衰败，个体生命的有与无、得与失、成与败，都必然依存于国势族运这个“系统”的必然之中，吾之百年多家族史上爷爷辈的故事，亦可“不应有恨，此事古难全”，只是大“系统”中微不足道的分子而已。
再之本篇的话题敏感而又沉重，分析百年“救亡史”中国人劣根丑陋性命题的本身争议就很大，再从它细胞处剖析，联系家族血亲，恐引“歧义”而族（国）人不满。其次故事虽然真实，但人性描述却令人恐慌；吾一生总难忘二爷回家时在院里碰到三奶奶，望他的眼神，是恨是怨还是不恨不怨，总之望的那一眼，时长时短亦无表情无言语。苦难中的三奶奶对我姊妹甚是喜欢关爱，一个院里同住多年我不用探窥即能理解懂得三奶奶的内心世界：亲哥俩同在“中共”组织，是你当哥的叫弟到“南边”（游击区）接受任务，“我的人”没了，你有没有责任。结论肯定是有的，至少没保护好弟弟，但反过来想这个责任又有多大呢？这大概是三奶奶多年来心灵深处的纠结，说与不说
犹如鱼梗在喉，更何况三奶奶是府城（该村遗址为商代早期城址）韩姓氏族大家闺秀，怎能与大伯哥吵嘴理论呢？然孤儿寡母的艰难生活见了大伯哥又怎么会有好脸色呢！所以每次偶尔看见吾之三奶瞥吾二爷的眼神，吾之心底都会“扑通”一声。这一声“扑通”影响我很久很远，如吾之妹夫与我一起长期在郑，一次他到“青海玉树”流鼻血不止，我电话一天数十次催其返郑，再挣钱也须“人命”第一，不然我怎向妹交代，脑中老有三奶奶瞥吾二爷眼神的影子。三是吾从懂事上小学始就常听父与爷字辈老人讲述过去大家族的兴旺盛达与红色故事，曾立誓长大后要以家族爷们的革命事迹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但随着机关工作长期“八股”公文写作的“侵蚀”，创作小说成为了泡影（也真不会写）；另是1972年堂叔申请三爷追认烈士无果后，1982年吾曾利用在市教育局工作的便利做过些努力，然人微言轻无补于事。直至1983年秋葬吾三奶奶时，曾陪同堂姑到当时焦作市郊区民政科，请求组织派人在起“骨尸”时做个见证。但接待的王姓股长之语言与嘴脸实在丑恶辣毒，可以让人“惦”记多少年，那时我立誓如有一天能治住这个股长一定不能轻饶他！后因至省委机关忙乎于工作与家庭，此事亦成泡影。故吾之惭愧内疚的心常常备受折磨，为自己一生曾经的立誓又没有能够兑现（两个泡影），而恍惚、不安，大有负罪之感！
呜呼哉！谨以此文祭拜吾之“三爷”的在天之灵！祁冀亿万万同胞审视刨析摈弃自身的丑陋“劣根性 ”，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保障杜绝“百年救亡史”的不再重演，让中华儿女永远生活在世界鼎盛的最美好时代！
（作者简介：王二国，族名王泰符，豫州怀庆府山阳人氏，生于50年代，师范毕业，在职本科学历。一生勤谨敬业，一身浓郁文气，一直心怀感恩；终生以善、学、忍为本修行。高中毕业本籍务农1年，服兵役4年，师范学习2年，服务河南省焦作市教育局4年，省纪委25年（挂职锻炼2年），2009年6月到省人民法院至退休）